第11章落花落叶 (第3/5页)

董道宁、周隆庠。一到东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财阀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别墅；唯独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为由，让他一个人住在与”古河矿山”企业有关系的制铁商大谷米太郎的家；这种明显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脱离汪系的决心。

    其实，这时候日本的政治气候是很清楚的。继近卫而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领袖，一直在想执政，但为曾留法10年，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园寺公爵所抑制；直到这一次军部要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方始脱颖而出。

    平沼的政治资本是陆军的统制派，其中牵线的是统制派巨头小矶国昭，七七事变发生后，正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小矶国昭，力主扩大；以后陆军推出设置”兴亚院”的计划，本来预定由小矶去主持；近卫一看不妙，抢先发表指挥金山卫登陆的皇道派要员，柳川平助中将为兴亚院总务长官，藉以阻止陆军推荐小矶。但平沼组阁，小矶一跃而为拓务大臣，成了兴亚院的主管机关。

    至于蝉联陆相的板垣，受制于次官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被逐出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七七事变”不扩大派”的多田骏孤掌难鸣。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汪精卫仍不肯知难而退；但事实上是骑虎难下。

    未与官方接触以前，首先要”拜码头”汪精卫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深，但有个人不能不拜访，那就是国父的老友头山满。

    头山满出生于福冈藩士家。明治维新后，属于所谓”不平的士族”萨摩系的领袖西乡隆盛，为了转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导”征韩论”；但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所反对，因而引起”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兵败切腹自杀。不平的士族越发不平，要求开设国会，让民众亦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运动早在”西南战争”以前便已流行，倡导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7年首创”爱国公党”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个民主政党。

    不久，”爱国公党”在党政者的压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县另创”立志社”；一时民间政治社团，风起云涌，由土佐流行至各地；头山满与其冈浩太郎所组合的是”向阳社”后来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导民权；后来渐渐变质，成为一个极右派的组织，主张对韩国及中国扩张；主要的原因是，国会开设以后，玄洋社获得了北九州的煤矿经营权——民权与特权是极不相容的；玄洋社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便不能不与军阀勾结。同时煤与铁是不可分的，炼钢事业发达，煤矿才能大量开采，煤价亦可提高；而炼钢事业要发达，就必须多造枪炮；枪炮要有出路，便只有发动侵略，制造战争。大仓喜八郎的八幡制铁所，恰是北九州工业的重镇；它也正就是头山满与大仓喜八郎合作的结晶。

    日本人向来喜欢推行”两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间亦然。头山与大仓的”国民外交”殊途而同归于”大陆政策”大仓联络盛宣怀，头山则结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为一则由倡导民权而把持特权，自觉无颜见人；二则他必须隐瞒与大仓的关系，亦就是掩护大仓在中国的工作。如果盛宣怀知道大仓喜八郎的伙伴头山满是革命党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打交道了。

    但头山满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因此对汪精卫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会谈，除了获得了一句”继承近卫内阁的精神、予以协助”的空头保证以外，亦别无收获。

    原来日本对汪精卫的基本态度，已经在”五相会议”中作成了决定，他并不是日本唯一愿意”合作”的对象；所看中的目标，至少还有一个吴佩孚。同时，日本绝不希望汪精卫组织”统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为原则；北尤重于南，日本”以华北为日、支两国国防上、经济上的强度结合地区”换句话说：始终不脱统制派预定的步骤，先是”满蒙分离”；继之吞食华北五省。此外，还有一个原则，不论汪精卫还是吴佩孚组织新中央政府，必须先接受”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

    因此，汪精卫此行要想有具体结果，非得跟陆军打交道不可。经过影佐奔走，陆相板垣征四郎决定和汪精卫作一次会谈。事先，汪精卫提出一个名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军事方面的顾问，不限于日本将领，亦可起用德意两国人；以及日本在占领区内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财产一律发还。

    但在会谈时，板垣对这个文件根本不作答复；反提出好些问题，要汪精卫解答。

    “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藉此机会作一个清算？”

    板垣是指执政的国民党；汪精卫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理当对所谓”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这句话有所辩解，但他却是这样回答：“我赞成。这次组织政府，我准备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

    “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诽谤来促进日华和平，如果一日全部取消，在日本觉得过意不去。”板垣提议：“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

    “华北政务委员会”原有这样的组织，汪精卫认为不妨”恢复”；但对”维新政府”改设”经济委员会”却不能同意，因为这是”新中央”的命脉。不过他答应将来会延纳”维新政府人士”参加”政府”

    此外还谈到”国旗”问题等等，事实上是细节，有没有结论，无关宏旨。汪精卫的”希望”未曾获得日本的答复，失望异常；与周佛海、梅思平及影佐商量下来，决定留周佛海在日本继续交涉，他要到北平悄悄走一趟，跟日本人所看中的吴佩孚会一次面，看看有没有藉”合作”来打开困境的机会。

    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从北伐成功以后，便住在北平”什景花园”保持着”四照堂点兵”时代的编制，设有空头的”八大处”——参谋、秘书、副官、军法、军需、交通、交际、总务共八处；上上下下照旧称他”大帅”

    不过虽有”八大处”无公可办，未免无聊；为了排遣寂寞与北洋时代有名的亲日派陆宗舆，发起组织”红B字会”家中各设乩坛，供奉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耶稣，称为”五教神位”经常请神降坛，指点休咎。这样混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临时联合政府成立；照日本人的意思，要请两名”最高顾问”人选一文一武，文的是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所赏识的曹汝霖；武的是吴佩孚。

    吴佩孚向持”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出洋、不娶姨太太。因此大家总以为他绝不会就此伪组织的”最高顾问”哪知不然，他竟接受了聘书。

    这个”最高顾问”是有给职，不止于只送有名无实的车马费。担任”政委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定”最高顾问”的月薪为1000元，日本方面认为太少。于是王克敏征询曹汝霖的意见，他表示1000元也罢。问到吴佩孚，他说不够；事实上确是不够，因为他有”八大处”要开销。结果是一样职务，两样待遇，曹汝霖1000元；吴佩孚3000。

    不久，发表吴佩孚为”开封绥靖主任”吴佩孚一生事业最发皇的时候，便是在”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河南；日本人的用心是，知道吴佩平常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