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落花落叶 (第2/5页)

就有反骨。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变，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口；因为当时我确实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心想国府和总司令部同时迁到汉口，这样的声势，何难将共产镇压下去？哪里知道，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

    “那么，扩大会议呢？”

    “我在《革命评论》停刊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国，结果搞出张向华跟桂系合作的张桂军事件和扩大会议。”陈公博皱眉摇头，

    “实在不可思议。”

    “可是，”有人提醒他说：“这一次汪夫人劝驾的意思亦很切。”

    “我决不会去！所以请炳贤兄代表。”

    “其实，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贤说：“刚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词，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说尽了吗？”

    “未也！”言先生接口说道：“我刚才还没有讲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词改过了。上半阕改了两个字；下半阕改了结尾三句。”

    “怎么改法？”陈公博急急问道：“快说！快说！”

    “前半阕中犹作留连意，改为无限留连意；下半阕结尾三句：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改为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听言先生念完，座客脸上都似罩了一层严霜；最后是陈公博打破了沉默。

    “看起来，汪先生一定要组府了！此刻我们不尽最后的努力，将来会懊悔。”

    “这最后的努力是什么？”

    “分两部分。”陈公博说：“炳贤兄，请你无论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组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

    “恐怕很难。”何炳贤愁眉苦脸地。

    “不但难，”有人提出警告，”也许会被汪夫人硬拖住，岁暮天寒、冰霜追逐。”

    “这你请放心。”何炳贤显得很有把握地，”别说岁暮天寒，那怕春暖花开也没有用。落叶是落叶，落花是落花；萧条异代不同时，凑不到一起的。”

    何炳贤随身带着许多来自大后方各地，对汪精卫的批评，口诛笔伐，严于斧钺；但在”公馆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静气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党办的刊物，叫做《国论周刊》，因为是友党，认为持论比较客观，其中有一评论汪精卫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视；说汪精卫是十足地道的旧式文人，凡是中国旧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卫都有。

    这些毛病中，最常见的是每每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无端，忧喜无常。大庭广众之间，尽管大家一团高兴，而他可以忽然忧从中来，不胜其飘零沦落之感。同时旧式文人照例有一种夸大狂，尽管所见所知，平常得很，但总自诩为有什么独得之秘，因此目无余子，可以把别人特别缩小，而把自己特别放大。气量又狭小，稍不如意，即不胜起悻悻之态。

    说得最深刻的是，旧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却又最喜欢搞政治，因为中国过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旧式文人的胃口。中国文学缺乏逻辑，所以旧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冲劲，却不长于思考；感觉敏锐，却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适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卫偏偏无自知之明。

    许多人觉得这是切中汪精卫病根的话，但没有个人敢跟他说；当然也不会拿这篇文章给他看。但因为有这些评论，以及顾孟余不闻不问，陈公博坚决反对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决定在干部会议中保持沉默，仔细观望。

    到会的干部，济济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卫的态度很平静，只说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来发起和平运动；对应该不应该”组府”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等他说完，周佛海一马当先，主张”组府”首先表示，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当不避嫌疑、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他说重庆亦未尝没有人主张和平；而且这种人还不少，不过，他们不敢有所主张，是因为心里存着一种疑惧，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条件，重庆方面疑虑尽释，响应和平运动的人，将会风起云涌。

    最后便提到现实问题了。这么多人从重庆出来，赤手空拳发起和平运动，如果不组织”政权”怎么办？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实际上人人都明白，偏独安全，连生活都成问题。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那一来更坐实了汉jianian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汉jianian”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为汪精卫的”理想”所感动，不顾”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来从事和平运动的；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体味了一下，不由得大为泄气——事实俱在，搞”和平运动”已变成一种职业；”组府”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这跟落草为寇，有什么两样？

    在何炳贤，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极现实的大问题：要人家停止”组府”可以；”善后问题”不是起陈公博一句”我来设法补救”可以解决的。也许来自重庆及其他内地的人，还可以”归队”；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马这件事怎么说？如果中止”组府”由兴亚院拨来的”盐余”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阵阵嗷鸿苦，说与哀蝉傥未谙”；光只眼前，纵有”落叶”作薪，奈何无米为炊；汪精卫总不能与”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话虽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何炳贤强调陈公博”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的”汪先生”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决不应该进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而且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逻辑，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对方逻辑的圈套，往往越说越拧，全是对方的理。

    所以何炳贤唇枪舌剑，奋勇进攻，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所谓”干部会议”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大为丧气；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他安慰何炳贤说：“不要紧！如果我什么都不参加，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传来的消息，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首先是汪精卫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筑路”的沪西愚园路1136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长，贵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宁，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愚园路的华厦，便是藏娇的金屋；汪精卫假此作公馆，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强加征用，是一个谜。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汪精卫终于在5月的最后一天，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再改坐汽车，直驶东京。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络人，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犬养健以外，还有日本驻华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记，表明这一次汪精卫的东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重庆的《中央日报》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精卫的文章，说他的行为，与敌机空袭时，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

    汪精卫自己的随员，一共5个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