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7/8页)

帝问道：“你看，除了军报以外，还有些什么非先办不可的事儿？”

    “启奏皇上，官钱票一案，要早早降旨。”

    “嗯。”皇帝点点头“我知道了。‘叫’吧！”

    于是，肃顺亲自去“叫起”有些军机大臣，跟他也有两天没有见面了，相对一揖之后，少不得寒暄一两句，同时探问皇帝的病情。

    “好得多了。”肃顺答道“不过还不胜烦剧，请诸公奏对的时候，不必说得太多。”

    肃顺的话，在他们与上谕无异，因此这天进谒御前，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但官钱票的案子，前因后果，特别复杂，一时不能详细商酌，便又搁了下来。

    就在这搁置的期间中，肃顺一天在家纳凉，忽然想到了一着扩张势力，扶植党羽，打击政敌的好棋。第二天进宫，找了个机会向皇帝进言。

    话是由修葺“避暑山庄”的经费谈起来的。肃顺向皇帝说，京里由内务府管理的五家“天”字官钱号，盈亏关系着宫内的用度，现在户部调度各地军饷，相当困难，而且即令有余款，如果用来修葺行宫，一定会惹起御史的闲话。这样，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一个结论：五家“天”字官钱号，必须派个妥当的人，切实整顿管理，当然这个人应该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总管内务府大臣，并无定额。留在京里的有两个，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明善，明善的资望浅，而且才具、cao守，都不能让皇帝信任。但是宝鋆更不行，皇帝对他的印象极坏。

    从到热河以后，宝鋆有两件事，大忤旨意。第一件是圆明园让英法联军烧掉以后，宝鋆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连出城去看一看都不敢，而且因为管理圆明园的印钥已经奉旨交出，自觉已无守园的责任，所以并不自请处分，只上了一个“奏闻”的折子。圆明园的被焚，是皇帝最最痛心的恨事，满怀忧愤，恰好发泄在这道折子上，朱笔痛斥宝鋆没有“人心”是“我满洲中之废物”不自请处分“尤为可恶”处分是：“开去一切差使，降为五品顶戴”但不多久，靠恭王的斡旋，以京城“城防”的劳绩，开复原官。宝鋆与恭王的交情，厚到了可以随时开玩笑的程度，这才是他为皇帝所厌恶和为肃顺所排挤的主要原因。

    到了热河，要修行宫，命宝鋆提拨二十万两银子应用。不知是真的没有钱，还是另有缘故，总之宝鋆不曾遵旨办理。这使得皇帝越生恶感，所以“天”字官钱号是决不会派他去管理的。

    于是肃顺建议，就在京大臣中，另简一员当总管内务府大臣，专管此事。皇帝同意了，只待决定人选。

    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满缺，只有就满洲大臣中去挑。肃顺故意说了几个不够格的名字，然后逼出吏部尚书全庆来。

    全庆是翰林出身，当过好几次乡会试的考官和殿试的“读卷大臣”也算是素负清望的，肃顺看不起那些昏聩庸鄙的满洲大臣，对全庆却无恶感，同时他也知道全庆多少有依附他的意思，所以乘机保荐，表示笼络。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再跟皇上请旨，内务府的印钥，可仍旧是由奴才佩带？”

    “当然啦！你这话问的是什么意思？”

    “奴才想求皇上赏一道朱谕，申明旨意，以后奴才跟全庆商量公事，就方便得多了。”

    这“商量公事”包含着向全庆提用款项在内，皇帝自然支持他的请求。

    于是皇帝在面谕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全庆兼署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同时，下了一道朱谕：“肃顺仍带内务府印钥。”此外，还有好几件朱批的奏折交下来，使得清闲了好几日的军机章京们，又大忙了起来。

    朱批的奏折，在军机处只录存副本，称为“过朱”原折发交原奏事衙门。在京的大小官员，从万寿节以后，就未见过“明发上谕”上了奏折的衙门，也不见原折发回，以致谣言极多，人人关怀，不知“圣躬不豫”到了怎样的程度？因此，凡是在内廷当差的官员，那几日都是访客不绝，意在探听消息。当然，他们自己在宫里也是天天在打听：“热河有‘包封’没有？”军机处专差飞递的文件包，称为“包封”若有包封，便可以知道皇帝已照常召见军机，处理政务，当然是“圣躬康复”了。

    这天终于等到了热河的包封，在内廷当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位居清要，行动比较自由的翰林，纷纷到内阁去打听消息。看到“御笔”的字画端正有力，足见皇帝的精神极好，七八天以来的悬揣不安，就从这几个字上一扫而空，争相走告，喜形于色。

    但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并非如此。朱学勤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曹毓瑛的套格密札中，曾提到皇帝的病，泄泻已经止了，但“虚损”愈甚，行动气喘，而且下午潮热，夜里盗汗，种种证候都令人忧惧。

    令人忧惧的还不仅是皇帝的病，肃顺似乎更见宠信了！当然，这里面的作用，只有深知内幕的人才能领悟，甚至于连全庆自己，都还不知道他是无形中受了肃顺的利用，以为上蒙圣眷，才有此恩命，得意之余，兴致极好，凡有道贺的宾客，几乎无不亲自接见。

    朱学勤去道贺时，恰好遇见翁同龢。他们都算与全庆有一重师生之谊，所以称他“老师”做老师的有这样一个红章京、一个名翰林的门生，当然也格外要假以词色，恰好天也不早了，全庆坚留他们在家“小酌”

    谈来谈去，谈到肃顺。朱学勤谨慎，翁同龢素性“和平”不喜论人短处，但因为他父亲翁心存被肃顺“整”得几乎下不得台，自然对他也没有好感，这样就只好付之沉默了。

    “肃六这个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了几分酒意的全庆，摸着八字胡子，大声说道：“都说他看不起我们自己旗人，依我看，这话亦不可一概而论。”

    说着，举一举杯，从这个门生望到那个门生，意思是要他们表示些意见。

    朱翁二人相对看了一眼，朱学勤年纪长些，科名早些，便“义不容辞”要在翁同龢之前先开口。

    “老师翰苑前辈，清望素著，肃中堂当然不敢不尊敬的。”

    “对了！肃六自己不甚读书，却最懂得尊敬读书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长处。”

    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翁同龢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全庆谈肃顺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咸丰八年的科场案，全庆又为肃顺辩白，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肃顺的功劳，因此他认为肃顺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肃顺的主张的。

    这一说使得朱学勤恍然大悟，原来肃顺的保荐全庆，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肃顺的保荐全庆，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文祥。

    文祥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军机大臣。他与宝鋆被公认为恭王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宝鋆高出许多，是满洲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朱学勤的话，文祥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

    朱学勤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文祥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皇上的病就大有起色了。”

    那是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