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章 (第4/14页)

，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谈和的情形乱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进的孤拔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子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处，是北洋水师的“口岸”

    管理总理衙门的奕劻，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坚持不照约行事，巴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巴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马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出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交部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马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强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这道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道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交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处置。分界应于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根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于此一新命，曾国荃深感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强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于马建忠。马建忠为人骂作汉jianian，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么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决意不受这个“会办”之名。拟好电报稿子，拿去跟曾国荃商量，却很受了一顿奚落，指他独善其身。这倒是诛心之论，陈宝琛无话可答，当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旧将电奏发了出去。

    军机处寄发的“电旨”很快地到了，陈宝琛受了一顿申斥，措词相当严厉，电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严谴。陈宝琛无法，只好跟着曾国荃到上海。

    其实曾国荃也辞过一次，不过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顾虑到会碰钉子，不敢正面请辞，假作尚未奉到电旨，先陈所见：“疆臣战将，不敢与闻和议”军机处接到电报，自然诧异，电信瞬息即达，又是密旨，电报局何敢怠忽？细细参究，方才悟出曾国荃的妙用。当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样，将计就计回了一个复电，认为他是未奉电旨以前方有此电奏，如今已经将派曾国荃在上海议和一事，通知法国，倘不赶紧赴会，就是失信。如果说疆臣战将，不应议和，那么李鸿章难道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别慰抚，说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

    话虽如此，曾国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议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赔偿兵费，如果在这一层上不能让步，议亦无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函电交驰，先作了交代，声明三点：第一、北圻撤兵之事，迟延有因，依照万国公法，不算背约；第二、福禄诺临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当时已加驳斥，既无公文照会，何足为据；第三、谅山的冲突，法国指华军先埋伏动手，不足听信，实际上是法军先开第一枪。

    此外又有一个很要紧的电报，正就是曾国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鸿章表示，法国如果提出赔偿兵费的要求，数十万两银子，可以允许。又说：“各国公论，万不足恃”这因为新派在总理衙门行走，颇为掌权的张荫桓，正在托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建议华府，调停中法争端，主张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约，交付各国公断。李鸿章怕曾国荃对此寄予深望，因而观望，所以特为提醒一句。

    就在曾国荃检点行装，准备专程赴会之际，北京方面仍在继续交涉。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给了总理衙门一个照会，声明上海会议必须先允许赔偿，方能开议细约，法国在华的海陆军，暂以西历八月一号为期，按兵不动。这是变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将限期放宽了五天而已。同时法国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强硬。据报纸记载，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见，法国军舰不但会攻击福州及基隆，同时亦会攻击招商局的轮船。这个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鸿章及他左右的少数人，却是入耳惊心，寝食难安。

    招商局是李鸿章假公济私的利薮。先以“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试办”而这年浙江漕米北运，海舶不足，由李鸿章策动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昴建议，即由未来的招商局承运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条件是由朱其昴筹办招商局事宜。

    设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管辖，却由北洋大臣遥制。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此举揽权过甚，遇到稍微厉害些的两江督抚，一定会据理而争。所以试办之初，特为声明：“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将招商局的性质确定为商办，就当然可以拒绝任何衙门的干预。

    但是招商局名为商办，其实是官办，户部虽只借出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六万两，而东南各省藩库、海关，由于李鸿章的力量，都有“闲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间。至于营运收入，光是漕米一项，每一石发水脚银五钱三分一厘，一年以运漕六十万石计，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银子，真正是包赚不亏的无本生意。

    为了招商局的筹办，由浙漕海运，沙船不敷应用而来，所以不得不笼络掌管浙江海运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鸿章所信任的，却是常州的一个秀才，捐班州县分发到直隶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联络广东一个商人唐廷枢来对抗朱其昴，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请以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昴为会办，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创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招商局合计一总办、四会办，而实权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间接也就是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营运上享有特权，所以一开办生意就好，但亦是一开办弊端就生，开支浮滥，冗员极多，帐目中不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