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第3/8页)

他动武。当然，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宝鋆在每日养心殿照例晋见时，面奏请召见董恂，听取交涉经过。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什么叫先尽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们爽爽快快地说吧！”

    “各国使臣的意思，最好请特简大员，亲赍国书，到巴黎觐见法国皇帝，先尽中国友好的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不过，国书上说些什么呢？”

    国书上自然应该表示道歉。这话董恂却不敢说，只拿眼望着宝鋆。“自然是敦睦邦交这些话。”宝鋆又说“圣意可行，就请旨派人吧！”

    “你们看呢？”

    “臣等与恭亲王商量，觉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帮崇厚的忙，让他跳出天津这个火坑，叫曾国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过崇厚办了多年洋务，礼节娴熟，认识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壮年，远涉重洋，也还不在乎，确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那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又问“崇厚留下来的那个缺呢？”

    “奴才几个公议，想请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诧异“不是说病得快死了吗？”

    “病已经好了。”宝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国藩在那里，等这个教案了结，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紧。”

    慈禧太后有些迟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关，是个肥缺，宝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帮不了曾国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说了出来，宝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责成曾国藩一个人办理，反倒易于收功。人多口杂，意见分歧，最容易坏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说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强地点了头。接着又问起恭王和文祥的病况，文祥是身子虚弱，恭王是痧症为庸医所误，错服了大凉剂，汗闭不出，几乎一命呜呼。不过眼前总算已转危为安，仅须调养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从安德海死后，一直闹病，这时抬手在太阳xue上揉了两下，转脸问慈安太后说：“你有什么话要问？”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话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蛮不讲理，胡乱开枪，才动了公愤。说起来也是义民，得饶人处且饶人！”

    宝鋆心里在想，慈安太后对外面的情形，一点都不明白，就算缉凶抵命，法国人也未见得肯善罢甘休，还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跟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敷衍“是！”他这样回答“奴才等仰体圣心，尽力去办。”

    等退出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身，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慰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细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