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曲终人散 (第4/4页)

差，但另外有”优待所”一个是愚园路原来吴四宝的住宅；一个是福履理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的寓所，卢英字楚僧，因而题其所居为”楚园”关在这两处的汪政府”要员”回想当年吴四宝、卢英夜夜元宵、金迷纸醉的往事；真有浑如梦幻之感。

    在楚园中最受优待的有3个人，一个是逃到苏州却不能为任援道所庇护的梁鸿志，独居一间，并准他的姨太太每天早至晚归，来照料他；一个是盛宣怀的侄子，获得日人赋予鸦片专卖特权，人称盛老三之盛幼庵；年已70余岁，鸦片大瘾，如果勒令戒除，势必不能伏法，因而特准他携带烟具，日夜吞云吐雾。

    再有一个便是缪斌。他到楚园时，已是岁暮天寒的腊月，在民国34年公布的”惩治汉jianian条例”修正公布以后。不过他的仪态与神情，一点都不像被捕的汉jianian，穿得毕挺的西装；外面一件水獭领，礼服呢的大衣；头上是丝绒礼帽，挟着一只鳄鱼皮的大皮包，鼓得高高地，想见其中的文件不少。

    “雨农因为外面机关庞杂，怕我为别的机关误捉，反而费手脚；所以干脆让我到这里来避一避。”

    他满面含笑地指着他的起包对熟人说：“这里面都是奉令工作的证据；我是绝对没有问题。”

    楚园的羁客，的确以缪斌的态度最轻松，谈笑风生，豪饮健啖，不知羡煞了多少人。那知好景不常，只过了3天；忽然移解到南京。上汽车时虽跟难友扬手挥别，但脸上已有些焦急的模样了。

    缪斌移解到南京，也是住在”优待所”；地在城北住宅区的宁海路21号，战前本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官舍；汪政府时代为”特工总部”的”南京站”；这个部门当然为军统接收，宁海路21号改为”优待所”而名义上称是”看守所”

    第一批被优待的”客人”是，由广州解到的陈璧君、褚民谊，以及陈璧君的亲属，包括一个两岁的小外孙女何冰冰在内，占了那里一座较小的后院；前院宽广，除了安顿由宪兵队移来的陈公博一行之外，还有梅思平、岑德广等等旧政府要员，以及由华北解来的王荫泰等人；最后则去了一趟重庆的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亦送到这里来了。

    缪斌未到之前，前院3楼，完全腾空；看守人员说不日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住。大家都很奇怪，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都在这里，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有人说笑话，也许是冈村宁次亦要来作客；万万想不到竟是缪斌。

    初到时，对缪斌的优待还不止于独占层楼；而是布置看守所长的办公室作为卧室；随后方迁入3楼；一日三餐由何应钦的总部指定一家餐馆供应，四盘四碗一火锅，一个人据案大嚼。曾有人偷偷上楼去看他；他仍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一定会在短期内释放。同时他也相信，”惩治汉jianian条例”虽已修正公布；但凡在”优待所”的，政府一定会用政治手段解决。

    不料缪斌却是首先由法律来解决的人；一天深夜起解，由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但也有人说，缪斌是个特例，因为他之被邀至日本作为和迫使者，本是买空卖空的勾当；他应该知道，胜利不仅在望，甚至可以说在握，此时与敌谈和，愚不可及。但日本既然求和心切，在情报工作上，正不妨加以利用，藉机一窥日本大营的底蕴。缪斌却不能在这方面建功；反而向日本要人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纪录在卷，为盟军当局发现以后，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交涉，开罗会议曾有不得与日本单独媾和的约定，所以关于缪斌的工作，要求提出解释，而缪斌之伏法，便是最明确的解释了。

    事实上，被捕而被优待；优待之处又是军统的看守所，足见得戴雨农是主张政治解决的。但以敌伪时期，谁对抗战有过贡献，只有他最清楚；因而政治解决的原则，不易为法治派的人所接受；同时政治解决在技术上亦颇复杂，因而拖了下来。

    一拖拖到三十五年3月19，戴雨农由青岛飞南京，因专机撞山而殉难；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庞统死于落凤坡那样，戴雨农在南京板桥附近所撞的这座山，正叫戴山。

    “雨农死了，我也完了！”周佛海的话，道出了每一个”汪政府要员”的心声。

    于是很快地，南京宁海路21号和上海楚园的”禁囚”分别被移送至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以及苏州的狮子口监狱，而且分别以汉jianian的罪名片诉。

    自夏徂秋，一批一批地被枪决。死得都很从容，例外的两个人是，丁默邨与无恶不作的、搞”黄道会”的常玉清。

    丁默邨在老虎桥监狱，一闻执行命令，原本苍白的脸色，更白得可怕；检察官作最后询问时，他已入于休克的状态，因而无只字遗言。常玉清在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时，大声疾呼：“我还在上诉，我还在上诉。”其实上诉已经驳回了，只是不肯死而已。

    于是动员了七八名法警，才能将他400磅的身体搬动，他只是赖在地上不肯走；半推半拉地到得甬道中途，又赖倒在地，这一下却是起不来了，活活吓死在那里。但依法还是执行；就在当地打了几枪，确定已经毙命，方始将那个臭皮囊拖了出去。

    死得最像样的是陈公博。那天是端午，上午8点多钟，他应典狱长之请，在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快写完时，发现身后站着几名法警。

    “是不是要执行了？”他问。

    “是。”警长很吃力地答了一个字。

    “那么，请劳驾等几分钟，让我把对联写完。”

    写完最后3个字，题了上下款；他又要求回囚室收拾衣物，穿上一件蓝布大褂，到同判死刑的褚民谊，和被判无期徒刑的陈璧君那里诀别。

    然后应讯写遗书，一封致家属，一封上当道。时将正午，方始毕事；向法官、书记官、法警分别道谢，才散步似地走向刑场。

    “请多帮忙。”走到半路，他回头向行刑的法警说：“给我个干净俐落。”

    法警不作声，等他又走了几步；突然一枪，子弹贯胸而过，人向前扑，气绝身亡。

    不死的是周佛海，由死刑特赦为无期徒刑；这已是三十六年3月间的事了。

    他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囚的有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一个是罗君强；一个是他内弟杨惺华，交大土木系毕业生，当周佛海”组府”时，他只26岁，在内地做一个道路工程的测绘员；跟着他叫做”哥哥”的姊夫到了南京，先被派为财政部总务司长；又兼”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是上海声色场中有名的阔客。

    这两个由周佛海一手提拔；平时亦视周佛海为恩人的人，这时却不约而同地向周佛海横眉叱斥：“都是你害的！”到底是谁害的？粉墨模糊，全不分明。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