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金井梧桐 (第2/3页)

法中”兵不厌诈”的原则，走一步是一步。

    原来是说明白的，舒先生出面是使用化名。所以找了一个姓郑的工作同志，使用郑士杰的化名，跟铃木卓尔见面；这是一个试探，要看日本方面认不认识舒先生，如果不认识，那末对舒先生的一切又了解多少？

    在特定的地点见了面，透过翻译的介绍，铃木卓尔很热烈地跟郑士杰握了手，也很客气地道了仰慕，然后谈入正题。

    “今井武夫大佐，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今天不能跟郑先生见面；我还没有资格跟郑先生谈到停战的实质问题，只是第一、希望了解贵方的意愿；第二、约定郑先生跟今井武夫大佐见面的日期。”

    “今井大佐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来？”郑士杰用广东话说；同时很注意铃木所带来的翻译，一个懂粤语的姓杨的上海人。

    杨翻译没有任何怀疑的表情，郑士杰心里有数了，对方对舒先生一无所知。舒先生长在上海，除了上海话和英语外，一句广东话都不懂。杨翻译连一点都不知道；铃木的语气，亦很显然地，还认他就是舒先生，这样，自然应该照预定的步骤进行。

    预定的步骤是，如果对方觉察到他并非舒先生；郑士杰便即声明他是舒先生的代表；倘或毫无所觉，不妨冒充舒先生到底。

    “今天是1月6日，一个月以后如何？”铃木问说。

    “那就是2月6日。我想，原则可以同意。但如贵方并无谈判的诚意，2月6日见面亦是无益的。”

    “舒先生误会了！如果我们没有谋取和平的诚意，根本就不必跟舒先生见面。”

    “话是这么说，但贵方的行动，告诉我们必须小心。”

    “舒先生认为我们什么行动，显示了缺乏谈判的诚意？”

    “你们不是积极在扶植汪精卫吗？”

    “扶植汪精卫，目的亦是为了谋取全面和平。”铃木卓尔答说：“我们也想到贵方一定会对此有所怀疑，但是我可以负责告诉舒先生，汪精卫即使组织了政权，绝不会成为日本与中国谈判全面和平的障碍。这一点，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汪精卫发布声明。”略停一下，铃木又说：“而且据我知道，汪精卫的政权，能不能出现，还颇成疑问。”

    对这一点郑士杰当然非常注意，但不便形诸表面，只淡淡地说：“青岛会议，不是已经开了吗？”

    “是的。青岛会议正在开，会议主题，就是决定维新政府及华北临时政府未来的地位。不过——”铃木迟疑了一会，方又说道：“有一个消息，尚未证实，不妨提供舒先生作参考；青岛会议结束以后，周佛海将飞日本，讨论全面和平的问题；这就是说，贵方如果愿意合作谈和，只要有切实的保证，我们可以让汪精卫停止组织政权的工作。”

    “喔！”郑士杰问道：“所谓切实的保证是什么？”

    “譬如请蒋委员长发布声明，愿意照近卫声明调整中日国交。”

    郑士杰本想率直拒绝，但觉得拖延一下也好；于是点点头说：“好！我可以转陈请示。”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答复？”

    3天至5天。”

    “那末就折衷定为4天好了。”铃木扳着手指说：“7、8、9、10，1月10日我们再见面。”

    “好！1月10日。”

    “请问，舒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回去的？”

    “有。第一，为了表现贵方的诚意，应该先停止组织意味着对抗国民政府的汪伪政权——。”

    “这一点，”铃木立即接口，”我们刚才已经有结论了。请说第二点。”

    “第二，谈和是由贵方所发动，请把条件开过来。”郑士杰紧接着又说：“近卫声明是不能接受的，如能接受，中日的和平早就实现了。”

    “是的。这句话很透彻。请问还有什么？”

    “初步接触，能在这两点上获致结果，已经很好了。”

    “那末，我答复舒先生，关于我方的条件，希望下一次，也就是1月10日见面时，能够提交贵方。但希望那一天，舒先生同样也有很具体的答复给我。”

    当下在相当融洽的气氛中分手。郑士杰回去报告经过，大家都认为颇有收获；同时根据各种情势研判，认为采取”高姿势”效果将会更好。

    所谓采取”高姿势”不独指坚持强硬的立场，而且也不妨出以傲慢的态度，因为日本军人的性格中，包含着一种变质的武士道精神，吃硬不吃软，叱斥往往比情商来得有效果。

    因此，透过中间人很快地给了铃木答复：近卫声明说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是一侮辱；所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不但无理，而且无礼。

    如果日本政府能正式发布声明，不承认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伪政权；那末，中国政府将会作出有利的反应。

    这当然是日本军部所办不到的事。本来影佐祯昭策动汪精卫从抗战阵营脱逃，只是利用他来作一个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没有扶植他另组”政权”的打算。但由于周佛海的大肆活动，现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样，以致日本军部颇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卫；一方面又觉得汪精卫的”组府”可以构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因而在举岂不定的状况中，形成听其自然的情势。

    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组府”一事，认为是日本有无求和诚意的一个考验，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于是今井与影佐密商决定，今井仍按约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响佐对汪精卫方面所提出的”还都”的条件，如国旗问题、承认问题，设法拖延不作解决，同时在侧面鼓励汪精卫、周佛海向重庆表达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汪、日密约原件，及高、陶关于汪、日勾结的说明，不但对汪系要角，就是对影佐及他的”梅机关”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周佛海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向犬养健说：“高陶发表的文件，对我们非常不利。如今要谈补救之道，只有以行动来证明那些文件之不确。”

    周佛海提出3项行动：第一、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别处，表示汪政府并非敌军占领下的傀儡政权；第二、加在国旗上的那条杏黄色飘带取消；第三、日本尽快承认”新政府”

    犬养健表示同意，把握机会劝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顺便谈一谈对重庆谈和的问题。于是周佛海征得汪精卫同意后，由犬养健及梅机关的石原少佐陪着，乘飞机秘密抵达福冈；参谋本部接到犬养健的通知，已经派了第八课长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参谋本部向重庆试探和平的负责人是”双井”——今井与臼井；此时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荣屋旅馆，密谈对重庆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说得很堂皇，实际上是要劝服日本军部全力支持”汪政权”尽快出现。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才能进一步向国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个”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强调，日本对国民政府求和，不可cao之过急，否则，重庆方面将会以为日本目前已陷于非常困难的地位，调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则不达。他这番话的用意，无非希望日本军部了解，全面和平决不能在短期内出现，所以不应以向重庆试探谈和而影响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并没有受他的影响，日本军部只希望从周佛海口中，了解一个问题；如果将来国民政府以撤消汪政权为谈和的先决条件，汪精卫持何态度。

    “汪先生一直抱着苟利于国，生死以之的基本态度，将来新政府一定不会成为实现全面和平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