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长沙浩劫 (第3/3页)

，内心虽早存疑，但总往宽处去想，汪精卫一生负气，本心无他。那知道”佳人”居然”作贼”；汪系中人，无不痛心疾首。了解汪精卫家庭情形，以及民国以来，汪精卫何以不断反复的见人就说：“有了东窗定计的王氏，才会有秦桧。”对汪精卫之落水，正不妨作如是观。

    民国28年元旦，中央党部团拜以后，随即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和他的”艳电”由林主席主持。

    就在这”国人皆曰可杀”而且国民党中常会已正式决议：汪精卫”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以及政府正考虑下令通缉时，有个人胆子很大，公然支持汪精卫的主张。这个人就是罗君强。

    他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中国必然愈战愈弱，共产党乘机得势，日渐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与日本讲和不可。”又说：“共产党现在借汪问题，拼命宣传肃清动摇分子，和民国十五六年宣传肃清反革命分子，打倒昏庸老朽一样，目的都在分化国民党、削弱国民党。这一点大家应该注意到。”

    他的话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响应；共产党确是对此事件反应激烈，首先是郭沫若发起讨汪肃jianian会；继而有金满城大呼肃清汪派”余孽”不过，蒋委员长早就采取了防范的措施，透过甘乃光向汪系人士表示，处分汪精卫实在出于不得已，”平时与汪精卫接近的朋友，尽管安心工作，不可灰心，更不可猜疑。”因为如此，彭学沛两次请辞交通部次长——由于他有帮助汪精卫脱出重庆的嫌疑——都被慰留了。

    但汪系人士都觉何应该劝汪精卫勿为己甚，其中有一个汪精卫的广东同乡，写了一封信，请在香港的林柏生，转交汪精卫，提出7点疑问，其中至少有5点触及核心，可说是汪系人士共有的困惑：

    第一、”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的可能，而近卫演讲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第二、”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径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致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未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第四、”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第五、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

    这些疑问，事实上已含着深刻的分析；由”第一”点看，汪精卫与近卫早已通了款曲，”第三次声明”与”艳电”不过是桴鼓相应的双簧；而”离渝”与”主和”显然亦是”一事”

    由”第五”点看，汪精卫不会徒托”空言”而是有一套计划的；而且，他不能在事先提出；一提出来，追根究底，未经党国同意，擅自跟日本军部及内阁接触，岂能逃得了”私通敌国”的罪名？

    哪知就在党国元老吴稚晖亲自起草，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文发表的第三天——民国28年1月4日，突然由东京发出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电讯，说近卫内阁垮台了。

    近卫的垮台，是受陆军凌逼的结果。当”二二六事件”以后，恢复”军相现役制度”陆军的势力急剧膨胀，驻德陆军武官大岛浩少将，与纳粹的外交主持人李宾特罗甫，起开两国外交当局，私下谈判，达成了日德两国签订防共协定的结论；由军部向广田内阁提出，在1936年12月25日正式签订，这样重大的国际新闻，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因为那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报纸读者，正倾其绝大部分兴趣于蒋委员长自西安脱险的新闻之故。

    七七事变以后不久，日本派东乡茂德出使德国，外相广田弘毅表示，中日停战问题，虽请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及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之中，但成功的希望不大；因而交付他两个任务：一是全力敦促德国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并停止对华军火供应，二是尽快承认”满洲国”第二年2月，李宾特罗甫接任德国外长；正当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以后，由于东乡的活动，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并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对华禁售军火。东乡茂德的任务，全部达成。

    但日本军部并不认为这是东乡的成功，归功于大岛与李宾特罗甫的秘密接触，而且决定继续直接干预对德外交。5月间开始强化防共协定的谈判，所谓”强化”即进一步结成军事同盟，并扩大缔约国的范围，邀请意大利参加。

    民国27年7月12日，日本与苏俄在中国东北、朝鲜、苏俄接壤交叉地点的张鼓峰，发生武装冲突；关东军出动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但遭到俄军强有力的反击。受了这个”张鼓峰事件”的刺激；近卫内阁的”五相会议”在7月15日决定：日德两国可以缔结对苏军事同盟；与意大利另订以英国为对象的密约。但德国希望日德意三国共同缔结盟约，在外交及军事方面，攻守采取一致的态度。假想敌的范围，由苏俄扩大到对英法及美国，为内阁及元老所坚决反对；因此，德国仍旧透过大岛向日本陆海相秘密接触。结果是导致了东乡与军部的公开冲突。

    结果是军部斗垮了东乡，调任驻苏大使；东乡的遗缺，即由大岛浩接替。日德意三国同盟的谈判，自是加紧进行；但海军方面亦反对此同盟以英法美为对象，尤以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的态度最坚定。

    哪知陆军方面坚持如故，使得近卫深感苦恼；他一直有个想法，唯有恢复政党政治，才能抑制陆军干政。不过政党都已名存实亡；所以近卫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以国民舆论为后盾，对抗军部的势力。国民舆论的形成与表现，当然需要有个国民组织；进而以此组织为政治背景，成立政府，抑制军部势力，解决”中日事变”——这个想法，由于同时受到两种刺激，突然变成强烈的冲动；促使他下了辞职的决心。

    这两个刺激，一是陆军在日德意三国同盟的主张上，悍然不顾一切的反对意见，骄横跋扈，几于不可理喻。

    再一个刺激，就是与中国谋和的问题，板垣的处处掣肘，已使他受够了气；但仍愿听任陆军的摆布是因为他自觉在”第三次声明”中，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与当年跟蒋作宾所谈成的结论没有什么两样。在中国失去了那么一大片土地以后，仍旧按当年的结论来谈和，是相当”宽大”的条件；预期着蒋委员长会接受。至少，除了汪精卫之外，中国还有好些军政要人会起而响应。

    哪知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以后，立即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已经谈妥会跟汪精卫一起行动的龙云，亦竟变了卦。近卫的希望落空，亦是幻想的破灭，本已深感痛苦；加以元老、重臣的诘责，更觉难堪。

    为什么第三次声明发表以后，重庆的反应大出意料？当他检讨这个问题时；有人告诉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不相信日本军部；认为”近卫声明”只是军部阴谋的一部分之故。近卫再从头一项一项去研究，终于恍然大悟，中国的看法没有错；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了陆军的愚弄，妄想利用他的声明，作为瓦解中国民心士气的工具。”近卫声明”真的变成军部阴谋的一部分了。

    就在这双重刺激之下，近卫决心辞职，一方面是隐然表示对陆军的抗议；一方面准备去研究如何造成”国民组织”作为他第二次组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