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新知话旧 (第5/9页)

参与内战。要求赞成此一主张者，在会议录上签名。接着，便展开了4项行动；第一项是成立总司令部，依照与冯玉祥的约定，改称”东北国民军”；将第三方面军团，改编为4个军。第二项是发出3个通电，除了宣布杨宇霆的罪状，要求立即罢免以外，最主要的当然是请”老帅”下野，”少帅”接位。

    这通电报自是饶汉祥的精心之作，首先痛陈兵连祸结，既苦百姓，又足以召外侮，接着用”曹玮代兴，下皆效命，传之青史、播为美谈”将张作霖比作宋朝开国名将曹彬；笔锋转到张学良身上，说”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骑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不迷。”以下自叙效命之忱，”松龄夙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劻，竭诚匡佐”由”更张省政，德制辽疆”以达于”三省富强、四邻和睦。”到那时候，”老帅”尽可”翩翩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命名，享会公之乐事。果箕裘之尽善，曾洒脱以何妨？”电报到了沈阳，急得绕室彷徨，除了求援于”老兄弟”吴俊升以外，别无长策的张作霖，听人解释这两句话，道是”郭茂宸说，只要少帅能把千斤重担顶得下来，老帅不防潇潇洒洒地把权柄交了出去”为之啼笑皆非。

    第三项是临时期意，得报安徽督军姜登选的专车过境，派兵把他请下车来，扣留不放。第四项是派人到北京去接林长民；目的是要他来办对日本的”战时外交”

    原来清朝跟日本所订，有关南满铁路的条约，附有极苛刻的条件：铁路沿线若干里以内，保有种种特权，尤其是使用南满铁路运兵，非日本合作不可，因而一再打电报给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保证”对于东北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的权利，必予尊重”请他”转达日本政府，通饬所属驻东北文武官员，严守中立。”他之不直接跟关东军打交道的原因是，深知关东军跟张作霖有交情，不必自讨没趣；希望用日本政府这顶大帽子将关东军压下来，此为釜底抽薪之计。可是，日本政府不合作；或者芳泽谦吉亦倾向于张作霖这一面，却又为之奈何？

    这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以”币原四原则”为依归；币原是指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他在欧战结束后，代表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与中国代表谈判交还山东问题时，深深感到如”二十一条条件”为象征的日本侵华路线，对日本未必有益。因此，在民国13年7月，参加加藤内阁为外相，在向日本国会发表就任演说时，提出对华外交方针，本乎4个原则，以比较地尊重中国为主。这4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币原立即宣布了日本的立场，是采取中立态度。那一次固然有军部干涉，到底在暗中介入了战争；但币原外交的本质，仍旧使人对币原充满了信心；郭松龄就是深信此一原则必能实现的一个人。

    除此以外，郭松龄另有一条路子，可以通到日本内阁，这条路子是从林长民身上找到的。林长民有一个换帖的弟兄，在台湾大大有名；此人名叫辜显荣，字耀星，鹿港人。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就常在福州、上海做生意。及至黄海潜帅，割让台湾，义师纷起，清朝指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交割台湾；就像法院拍卖人家的不动产一样，不负责点交，只在基隆外海的船上，办一个手续，日本人要想接收台湾，还得自己大动干戈。

    于是日本派遣驻辽东的近卫师团向台湾出动，由能久亲王北白川宫率领，在光绪21年端午那天到达基隆；第二天自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派兵堵击，兵败溃退，台北大乱。日本军人生路不熟，不明虚实，要想找个向导；就这时候辜显荣出现了，恰如230年前，他的泉州同乡前辈李光地迎清兵，将日本”皇军”由间地领到台北。以后又接连为日本立下几件大功，换来好些物产专卖的特权，成了台湾的巨富。

    但是，在政治方面，辜显荣却还没有什么地位；他从日本政府中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不过是代表”岛人”参加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以及当昭和天皇在东宫巡视台湾时，获得一座三等的瑞宝勋章。为了要想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便有人配合币原外交的趋势，想出一个”日支亲善努力”的题目，获得日本政府许可，而有北京之行。

    此行始于大正14年，正也就是民国14年的4月底，由辜鸿铭陪同，自东京出发，经汉城，过沈阳到达北京，由林长民、熊希龄接待，见了执政段祺瑞；而且通过黄膺白的安排，特地到张家口跟冯玉祥见了面。林长民送了辜显荣一张照片，上款题的是”耀星吾哥大人惠存”；下署：“乙丑初夏如弟长民敬赠”有这样深的交情，又有币原四原则在，照郭松龄的打算，由林长民通过辜显荣的关系，一定可以达到利用日本内阁来压制关东军不准干预他的倒戈行动的目的。当然，林长民亦是有此自信的。

    这是郭松龄方面的如意算盘，但林长民却根本没有想到，在郭松龄出师回国的作战过程中，还要去替他解决外交问题——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进步党的成员，都非突然崛起的无名小卒，而是过去已有相当地位的名流或政客。活动的方式，亦多走高层路线；与冯玉祥专门打入对方的中下层，去挖人家的墙脚，恰好相反。这样就必须要维持一个相当的排场，养着一批或多或少的食客，以供奔走；至于日常应酬、更不可少，所以每个月开支可观。北京平时还保持着前清的惯例，除了打发下人的赏钱，及”逛胡同，叫条子”的车饭费以外，什么都可以挂帐、三节结帐，遇到端午、中秋还可以搪塞一番，到了年下就非开销不可；林长民即有这样的苦楚。

    论人材，林长民不失为第一流；讲关系，各方面也都说得上话，但民国诞生以后的北方政局，由袁而黎，由黎而冯，由冯而徐，以致黄陂复出，曹锟贿选，到此时的段祺瑞执政，除了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辞职，冯国璋扶正，段祺瑞组阁，进步党人弹冠相庆，林长民做过”三月司寇”以外，一直就没有得意过，问题是出在他急功好利又好名之过。

    林长民为人处世有个大毛病，自以为他开出口来，对方一定要卖帐，答应得稍为不痛快些，他就会翻脸；而且疑心病极重，因此吃了大亏。

    当徐世昌当总统时，曹汝霖曾推荐林长民为秘书长；徐世昌深谙黄老之学，以简静无为是尚，如何能要一个急功好名、喜欢生事的幕僚长？因而答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这话传到林长民耳中走了样；他疑心徐世昌要用他，而曹汝霖在破坏，就此记恨在心。

    这年——民国7年腊月，林长民年关过不去，向曹汝霖借3000块钱；曹汝霖也答应了。他当时是蝉联了三任的交通总长，年下极忙，忘了把钱送去；到得新年方始想起，急忙派人补送；那知林长民大怒不受。曹汝霖不知他的怒气从何而来，向人请教，才有林长民的一个同乡告诉他说：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福建最忌。林长民以为曹汝霖是有意如此，如上海之所谓”触楣头”所以勃然而怒。

    到了第二年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