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部卷四百六十五 (第2/4页)

，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来献；诚可哀悯，亦可忧危。此而不图，何者为急？圣情重慎，每戒作为，伏知贵欲因循，不敢尽求厘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与宰臣参量，据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无益者罢废之；有过制者、广费者减节之。遂以罢减之资，回给要切之用。其百姓税钱，因军兴每贯加徵二百者，下诏停之，用复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诸道权宜加徵，亦当自请蠲放，如是，则困穷之中，十缓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贡。过此以往，复何所须？假欲崇饰燕居，储备赐与，天子之贵，宁忧乏财。但敕有司，何求不给，岂必旁延进献，别徇营求。减德市私，伤风败法，因依纵扰，为害最深。陛下临御之初，已宏清净之化，下无曲献，上绝私求。近岁以来，稍渝前旨，今但涤，除流误，振起圣猷，则淳风再兴，贿道中寝。虽有贪饕之辈，曷由复肆侵渔，州郡羡财，亦将焉往？若不上输王府，理须下纾疲人，如是，则困穷之中，十又缓其四五矣。所定税物估价，合依当处月平。百姓输纳之时，累经州县简阅，事或涉于jianian冒，过则不在户人，重重剥徵，理甚无谓。望令所司，应诸州府送税物到京，但与色样相符，不得虚称折估如。滥恶尤甚。给用不充，惟罪元纳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静，权叶无因动摇，如是，则困穷之中，十又缓其二三矣。然后据每年见供赋税之处，详谕诏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两税判官一人赴京，与度支类会参定，通计户数，以配税钱，轻重之间，大约可准。而双量土地之沃瘠计物产之少多，伦比诸州，定为两等。州等下者，其每户配钱之数少；州等高者，其每户配钱之数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观察使更于当管所配钱数之内，均融处置，务尽事宜。就于一管之中，轻重不得偏并，虽或未尽齐一，决当不甚低昂。既免扰人，且不变法。粗均劳逸，足救凋残。非但徵赋易供，亦冀逋逃渐息。俟稍宁阜，更择所宜。　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　夫国家之制赋税也，必先导以厚生之业，而后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则不徵，非土之所有则不贡，谓之通法，历代常行。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而五材之用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资于作为，金木自产于山泽，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赋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焉。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故租税取焉；官之所为者，故赋敛舍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国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逾其分。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缯纩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赋法。列圣遗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违任土之通方，效算缗，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徵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徵非所业，所业非所徵。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且百姓所营，唯在耕织，人力之作为有限，物价之贵贱无恒。而乃定税计钱，折钱纳物，是将有限之产，以奉无恒之输。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多则人力不给；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少则国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济，以此为法，未之前闻。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百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价计稍贵，数则不多。及乎颁给军装，计数而不计价，此所谓税入少而国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率万钱，为绢六匹。价既转贱，数则渐加，向之蚕织不殊，而所输尚欲过倍，此所谓供税多而人力不给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精救灾害者，在乎约循典制，而以时变损益之。臣谓宜令所司，勘会诸州府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仍依庸调旧制，各随乡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税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税绢若干匹，其有纟？绵杂货，亦随所出定名，勿更计钱，以为税数。如此，则土有常制，人有常输，众皆知上令之不迁，于是一其心而专其业。应出布麻者，则务于纺绩；供绵绢者，则事于蚕桑。日作月营，自然便习，各修家技，绵足供官。无求人假手之劳，无贱鬻贵买之费，无暴徵急办之弊，无易常改作之烦。物甚贱而人之所出不加，物其贵而官之所入不减，是以家给而国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旧规，固非创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骋异端，妄行沮议。　臣请假为问答，以备讨论，陛下诚有意乎怜愍苍生，将务救恤，但垂听览，必有可行。议者若曰：“每岁经费所资，大抵皆纳钱数，若令以布帛为额，是命支计无凭。”答曰：“国初约法已来，常赋率由布帛输，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独当今则难支计。且经费之大，其流有三：军食一也，军衣二也，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军衣固在于布帛，军食又限于地租其计钱为数者，独月俸资课而已。制禄唯不计钱，故三代以食人众寡为差，两汉以石数多少为秩。盖以钱者官府之权货，禄者吏属之常资，以常徇权，则丰约之度不得恒于家；以权为常，则轻重之柄不得专于国。故先王制禄以食，而平货以钱，然后国有权而家有节矣。况今馈饷方广，仓储未丰，尽复古规，或虑不足。若但据群官月俸之等，随百役资课之差，各依钱数少多，折为布帛定数，某官月给俸绢若干匹，某役月给资布若干端。所给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条例，便为恒制，更不计钱。物甚贱而官之所给不加，物甚贵而私之所禀不减，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为切，有职田以供食，有俸绢以供衣，从事之家，固足自给，以兹制事，谁曰不然。夫然，则国之用财，多是布帛，定以为赋，复何所伤。”议者曰：“吏禄军装，虽颁布粟，至于以时敛籴，用权物价重轻，是必须钱，于何取给？”答曰：“古之圣人，所以取山泽之蕴材，作泉布之宝货，国专其利，而不与人共之者，盖为此也。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于轻重之权。下困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于斯。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有粜盐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纳其资，苟消息合宜，则钱可收矣。钱可收，固可以敛轻为重；钱不乏，固可以散重为轻。弛张在官，何所不可，虑无所给，是未知方。”议者若曰：“自定两税以来，恒使计钱纳物，物价渐贱，所纳渐多，出给之时，又增虚估广求羡利，以赡库钱。岁计月支，犹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纳以平，军国之资，无乃有阙？”答曰：“自天宝以后，师旅数起，法度消亡。肃宗拨滔天之灾，而急于功赏；先帝迈含垢之德，而缓于纠绳。由是用颇殷繁，俗亦靡弊，公赋巳重，别献继兴；别献既行，私赂竞长。诛求刻剥，日长月滋，积累以至于大历之间，所谓取之极甚者也。今既总收极甚之数，定为两税矣；所定别献之类，复在数外矣；间缘军用不给，巳尝加徵矣；近属折纳价钱，则又多获矣。比于大历极甚之数，殆将再益其倍焉。复幸年谷屡丰，兵车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盖以事逐情生，费从事广，